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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月东逝水 垂暮忆当年
发布时间:2014年10月30日  点击数:
——记当年中文科的人和事
周治权
 
1976年3月——1981年7月,我在廊坊师专中文科,任语文组的组长。那时的“中文科”,是对外的称呼,而在校内则称“语文组”。此时的“文革”即将结束,接着就是向新时期过渡。语文组的老师虽然不多,但“文革”留下的后遗症不少。尽管如此,大家在历史大潮推动下,对组里的工作,都做出了很多的付出。当时,在学校五个专业中,我们组的工作,一直处于全校的首位。我置身其中,对当年的一切,回顾起来,总有一幅幅鲜活的场景、画面,在眼前浮现着……
 
1976年3月19日,是我来廊坊师专报到的日子。
我大学毕业后,一直在外地工作,前后共13年,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,折腾了几年,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因为学校新建,与市里没有直通道路。那天,我从火车站起步,沿铁路西行,步行了近40分钟,才看到沙滩上的这所学校。远远望去,学校没有左邻右舍,只有几排红砖红瓦的房舍,再就是一条条的沙岗子。走近学校,门口东西各有两个砖柱子,还有简陋的两扇铁栅栏门,如没有那块牌子,真像来到了大车店。进到院里,东西两面各建四排平房,中间是一礼堂兼学生的饭厅,西边还有一个小饭厅,礼堂后面的东西两侧,还各有一排平房。学校没有院墙,外人如进出学校,四通八达,非常方便。东、西两侧四排平房的房山上,还写有16 个一米见方的美术字:西面是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;东面是“勤俭节约”、“艰苦奋斗”。这些红地黑圈的大字,特别的醒目,显示着学校办学的性质和风格。
这沙滩上的学校,长年风沙肆虐,房前堆积的沙丘,有的竟有半人高。在院里见到的女老师,个个都紧罩着头巾,就如穆斯林女人那样,根本不能露出真容。后来,我们去食堂打饭,手里的饭盆儿,都要用报纸严加包裹,不然,那沙尘就成为饭菜的添加剂了。汤吉夫老师在他的《副教授拉煤记》小说中,对这里的环境,有极为生动精彩的描写。他戏谑地说道:这里的风沙并不多,一年只刮两次风,一次刮半年。这带有喜剧情调的描写,绝不是虚幻的夸张。
“文革”前的老校校址在市里,“文革”时下马,1972年后恢复重建,1974年开始招生。当时地区的领导,还患有“文革”的恐惧症,为防学生造反冲击政府,主张新校的选址,必须要远离市区。对原来的老校,实行了“五马分尸”,给了《廊坊日报》等几个单位。这样,才在远离市区八里的北昌和铁路中间,找到了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滩,破土动工建校了。
在学校办完手续后,我就来到中文科报到,见到在中文科“掺沙子”的老支部书记。他是一名“三八”式的老干部,有五十多岁,身体肥胖可观,正盘腿坐在床上,双腿托着那个大肚子,半眯着眼睛,像是在等人的样子。他对我的到来,表示了欢迎,随便交谈了几句,就以党委名义,让我担任语文组长的工作。这个担子太重了,我哪敢承担,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。他的回应,自然高屋建瓴,语气虽然和缓但也透露出坚定。最后他摊牌了,说:“你要是实在不同意,就自己找党委吧。”我再无话可说,只能默认了,随之,老书记的态度,也变得和缓起来。他和我海阔天空,随便聊了起来,可就是不谈组里的工作。他最后才对我说:“组里的情况,你自己先熟悉一下,生活会马上就召开,到时候你就清楚了。”
首次与老书记见面,他的肥胖和微笑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特别是他的微笑,两眼眯成一条线,眼角、嘴角上翘,胖胖的两颊微显下陷,再加上盘着双腿的姿势,整体形象就如一尊普度众生的大肚弥勒佛。
生活会开始之前,老书记先宣布对我的“任命”,接着生活会就正式开始了。这样的生活会,在“文革中已司空见惯,大家坐在一起,无非是相互之间,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。但没有想到的是,这里的老师们,分成两派,积怨很深,所提的意见,都针锋相对,竟是如此激烈,还都动着感情。这些意见,涉及原则的根本没有,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。有一位女老师,竟然说一位男老师,在厕所解手,偷听隔壁厕所里女老师说话。这样无聊的意见,都敢拿出来,令我感到无比惊讶。
面对组里这种现状,今后怎么开展工作,给我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。我只能做一把大抹子,像解放军“支左”那样,大抹稀泥了。好在我还有一位副组长——王毓椿老师,他为人谦和、勤奋、认真,又是组里的老人,有些事情,也只能依靠他了。
真是万事开头难啊……
 
在以后的工作中,由于自己的能力、水平有限,我的这把大抹子,东抹西抹,费尽了心力,也没取得理想的效果。时间不长,缓解矛盾的机遇,真的来了。
1976年是个不祥之年。
元月周总理逝世,6月朱老总走了,7月唐山大地震,特别是9月,毛主席的逝世,不仅震动了世界,更使全国人民陷入了无限悲痛之中。当时的全国,如白日失去了太阳,见不到光亮。希望在哪里,是国人考虑的核心问题。那时的报刊杂志,除了悼念的文章外,还有很多化悲痛为力量的报道。我想利用这一形势,搞一次全组的集体活动,也许能转移大家的注意力,缓和一下组里的气氛。
这之前,汤吉夫老师曾主编了两本资料——《批‘水浒’参考资料》和《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》。这两本资料,通过征订,推荐到全国,反响很好。我想,汤老师编资料,重在一人所为,我们何不搞一本“纪念毛主席”的资料,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。
我这个想法,老书记和王毓椿老师同意后,随之,就拿到组里的会议上,请大家讨论。使我没想到是,这次会开得非常成功。大家的发言,也都发自肺腑,气氛非同寻常。那时的语文组,能开成这样的会,实属不易。我们决定结合实际,面向中学搞一套《毛主席著作教学参考资料》。“文革“刚刚结束,编这样的资料,对那时的农村中学,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这套《参考资料》篇目的选取,均为文革前初、高中语文课本,分初、高中上下两册编写,另外再选编一册附录,共三册。编写的资料敲定后,接着就是分工,落实任务,开始行动了。老师们都有各自的编写任务,苗雨时老师还承担了选编《附录》的任务。仅一个多月,就完成了初稿。初稿的统一体例和文字润色,由我和苗雨时老师完成终审。
这套参考资料,我们计划每本印10000册,三本就是30000册,数量可观。资料编成后,后续工作还很多,有的还很难办。
首先是跑印刷厂和校对。那时印书纸张特别紧张,一般印刷厂不能接活儿。我们找到《廊坊日报》印刷厂,因为有关系,也仅承担了一册。为此,我还接连去了承德、张家口。1977年春,去张家口那次,廊坊这边已是春草萌生,可我在张家口下车时,正赶上白毛大雪,在跑向宾馆的路上,穿着绒裤的我,冷风刺骨,就像赤裸着身子狂奔着。办完了事,第三天回廊,还招来一身虱子,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印刷厂开印后,接着就是连续三校,即使顺利,也需一周的时间。王毓椿老师是大家公认的“铁校对”,自然当仁不让,我和陈涛等老师,也都尽了力。
其次,征订、统计和发书,任务更繁重。每项工作,都有专人负责。刘敏老师,是新来的资料员,征订和统计,和财务科结算账目等,由她来负责。我们为了省钱,向全国发书,都走火车托运。每次打包,资料都近万册,因时间紧,任务重,只能全组出动了。白天,老师们有的有课或其它工作,打包的任务,只能连夜突击,而且每次都干到深夜。给近万册资料打包,每包即使以40册计,也得200多包。每包用两张牛皮纸包好,再用尼龙绳捆牢,既需细心,更需体力。那时,穆怀英、刘桂芝和王惠英三位女老师,晚上把孩子安排好后,不顾一切,也积极参加这一工作。穆怀英老师,身体很胖,行动不便,一次手被勒破了,裹上胶布,还是继续坚持。填写托运件上的地址,墨笔字要写得好,这个任务,只能由王毓椿、苗雨时和哈孝忱等老师担当了。最后,还要逐一进行查点,第二天才能用卡车拉到火车站,办理托运手续。
一次,我和王毓椿老师,拉着一卡车资料,去火车站托运。我们和司机,费了好大的劲儿,才把200多包的资料,搬到了托运室。不巧的是,收件的人不在,人家叫我们把资料拉回去,明天再办。这怎么行呢?我们找到了值班站长,要求把运件暂存一夜,死说活说,就差跪下了,人家才答应了我们的请求。
这是我来中文后,所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。至于老师们的思想隔阂,虽说难于一时全部消除,也只能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,相互多接近、交流,并随着时间的推移,借助岁月的齿轮慢慢磨合了。
 
 
 
学校自1974年到1976年,共招了3届二年制的学员。这些学员,没有经过文化考试,都是大队推荐、公社批准的工农兵学员。学员的学历,一般都毕业于“文革”时的农中或社中,文化程度和水平可想而知。他们入学后,教什么,怎么教,就是问题了。
毛主席说:“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。”这是那时办学的纲领,必须认真贯彻执行。根据这个纲领,我们所开设的课程,必须要以政治课为主,文化课则为附属。文化课的设置,所讲的内容,包括时间,都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,随时可以变动。那时有限的几门文化课,原有的老师,位置都已占满,我来后不可能涉足,只能相机查漏补缺了。二年间,我开过一次讲座——《鲁迅的战斗一生》,讲过毛主席、鲁迅的几首诗词,辅导过写作,还因故讲过部分《文学概论》、《当代文学》等。我虽然成了万金油的老师,但一天到晚,忙个不停,反而觉得很有意义。
政治课,除基础理论外,主要是学毛著和开门办学。讲基础理论有专职老师,而学毛著和开门办学,就需组里出面组织了。老书记主张,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、“中央文革”的文件,再就是“两报一刊” (解放军日报、人民日报和红旗)的社论,一经发表,第二天就得进入课堂,这才是紧跟。讲授这种课程,没有准备时间,现上轿现扎耳眼儿,费力不讨好,没人愿意讲。组里的林正锐老师,为人和顺,很好说话,凡有讲社论的任务,总推荐他主讲,大家还戏称他为“林政论”。那时,每届学员的两个班,如讲授社论,需要两位老师同步。当时,身为组长的我,无法安排别人,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了。我至今还记得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华主席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》的社论,就是我和林老师连夜准备,第二天讲授的。
劳动课,主要是培养学员劳动感情,永葆工农本色。在校内的劳动,每学期两周,以园田劳动为主,另外临时的任务,如植树、搞卫生等,不计在内。我写的《第十教学楼前的‘北京杨’》,(于2006年12月26日,我院院报副刊)就写了这方面的内容。校外的公益劳动,如下去支农、地区部署的任务等,都是刚性的,必须照办。如现“廊坊人民医院”的地下战备军防工程,就有当年我们师生留下的汗水。1977年6月中旬,我们去香河钳屯公社支援麦收,那情那景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在三天的劳动中,从农村来的老师和学员,自然没有有问题,而没有在农村摔打过的老师,就不然了。我和王毓椿、苗雨时、陈涛等老师,总是飞镰割在前头,而落在后面的汤吉夫老师,可就惨了。山东大汉的汤老师,总是名落孙山,头戴一顶老渔翁大草帽,汗流浃背,不时咧着嘴、直起腰,揩拭脸上的汗珠,那痛苦的样子,太令人难忘了。
写作课,在校也讲一些基础理论,更主要的是采取请进来、走出去的方法,培养学员写作能力。那时,《廊坊日报》的几位记者,如仝正年、飞雁等,都曾来到我科,向学员传经送宝,接着还要率领学员,到农村指导实习。这样的实习,每年一次,每次为一个月,师生都是自带行李,吃住在生产大队。报社记者负责联系采访点,进行业务指导,老师则负责学生分组指挥。那几年,廊坊、沧州、衡水等地区,尤其是廊坊地区,每个县有名的公社、大队,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1977年11月,我们去了霸县,我带领的四个学员,在岔河集公社堤头大队,发现了一个学毛著、学大寨的典型。这个典型姓孟,是大队的老饲养员,他的事迹多而感人。我们把他的情况,向随行的那位记者作了汇报。那位记者(报社理论科科长)听了非常高兴,说我们发现了一个“大金娃娃”,并指导我们再深入采访,写一篇3500字的通讯。这篇通讯,在《廊坊日报》发了头条,引起了《河北日报》记者注意,他们又进行了重新采访,并发了一篇5000字的通讯。
按照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,安排上述的学习内容,采取这样的途径、方法,用二年时间(实际学员在校时间不到一年),能把学员培养成合格农村中学教师吗?我一直划着问号,而这个问号,一直在自己的头脑里盘旋着……
 
1977年下半年,这是“文革”后第二个年头,停滞多年的高等教育,终于迎来了新的生机——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招生。这一讯息,如春雷震撼大地,举国上下,无不欢欣鼓舞,心花怒放。
此时,我校的办学体制,也由二年改为三年。为迎接新生入学,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集思广益,制定三年制教学计划。我们根据文革前中文本科的教学计划,考虑到办学规律,从课程设置到课时安排,进行了精简和压缩,制定出了三年制中文教学计划。
有了教学计划,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,就是如何解决教材的问题了。“文革”十年,在文化艺术领域里,实行无产阶级专政,古今中外所有书籍,几乎都被贴上封、资、修的标签,或烧毁或封存,严禁流传。在这个领域,曾有“全国只有‘八个样板戏’和两个作家”之说。这两个作家,一个是鲁迅,一个是浩然。在这种情况下,到哪里去找教材,课怎么开?学生来了,光靠教师讲,学生记笔记,也不能持久。由于时间所迫,我们决定,凡能买到的教材,包括本科教材,尽量搜寻,实在买不到的,只能决心自编了。
自编教材最大的困难,就是人手少,时间紧,任务重。我们把编教材的任务,交给每一位任课老师,组里给予必要的支持。这种方法,很是有效,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,只能用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形容了。这样,我们用了近三年时间,编了十多种(套)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,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。我们所编的教材,除自用外,还向全国兄弟学校推荐,不仅锻炼和提高了自己,还提升了中文科的声誉。陈涛老师编的《古汉语文字释疑》教材,被《中华书局》公开出版,全国发行。张东焱老师编写的《文学概论》,连本科老院校的中文系——新乡师院中文系都采用了。
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,大家并没有满足现状,又在为我系今后的发展,开始了新的思考。1977年下半年,汤吉夫老师提出了编刊物的建议。他认为有了自己的刊物,就有了自己的平台,还能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,提升我们的知名度。他的这一建议,得到老师们的认同,决定先办一个面向中学的刊物——《语文教学之友》。为给《语文教学之友》题名,周家驹老师还曾带着一张嘴,跑到了北京师大,请启功老先生无偿献出了墨宝。如今启功先生已经走了,当我们捧着《语文教学之友》这本杂志,欣赏启功老先生那清美隽丽的墨宝时,不由得不令人产生由衷的无限敬意和思念。
我们编辑《语文教学之友》的试刊,稿件全部由组里老师提供,第一期试刊印了1000 份。在向全国中学免费赠阅的同时,还发出了征订、约稿函。这期试刊发出后,获得了众多中学老师的赞赏和欢迎,稿源也是随之而来,更增加了我们继续办好《语文教学之友》的信心。这个刊物,不仅没有赔钱,还有些盈余,这也是我们所预料的。
转过年来,1978年下学期,汤吉夫老师又提出了办文科学报的建议。事情明摆着,办《语文教学之友》,做到了“名利”双收,如办学报,只能无偿赠阅,这是个干赔不赚的赔钱买卖,而且赔得还不少。我们的请示报告,在学校曾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。那时印一期学报,如以1000册为准,就得2500元,如办成双月刊,全年6期,就得投入一万多元。当时,地区行署给学校的包干经费,每年不过50万元,花这么多钱,办这干赔不赚的学报,确实令人心疼。后勤领导认为,一年如有一万元给后勤,学校的所有路面,都可以全部硬化。我们考虑学校的声誉和发展,还是据理力争。开放而富有远见的校领导,终于咬牙拍板,支持了我们。我们以学校的名义,先办了文科版学报,跟着就把学报这个刊物,交给学校管理了。
我们语文组,在“文革”中起步,从二年制发展到三年制的中文科,历经种种艰难,老师们的干劲和精神,实在令人难忘。在这几年中,我们有过困惑,更有无私的努力奋斗,还有奋斗胜利后的喜悦,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啊!
 
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,批判了“两个凡是”,取消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口号,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,各行各业“拨乱反正”的工作,跟着就开始了。一个月后,在我校“掺沙子”的工宣队,全部撤出学校,象征着十年“文革”的历史正式结束,迎来了新的历史曙光。
中文科“掺沙子”的老书记,虽然带着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信念进驻校,但进校以后,从未与教师—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——为敌,相反,却能和教师和谐相处,对科里的工作,始终予以支持,而他更关心师生的生活,成为师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靠山。他在临行前的那个晚上,科里的全体老师,特地为他举行了送别晚餐。北京的二锅头,老书记喝了不少,最后剩了半杯,他非让我喝不可,并说:“你如不喝,我老头子喝……”他有高血压,怕出意外,我只得一饮而尽。我喝了这口酒后,天旋地转,不能自己,往后一靠,竟靠在后面的烟囱上。后来,棉袄从后背冒了烟,发出了刺鼻的气味,才被大家发觉。30年后,1976届工农兵学员返校,又把老书记从霸县请来,畅谈以往,这就可想象出,当年的老书记与师生相处的关系了。
1981年,省委本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,对我省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体制,进行了重新恢复和调整安排。从此,我校脱离了地区行署管辖,升格为省管的直属学校,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学校各个学科改为系,办学体制仍为三年制。党委和学校各级领导干部,也都做了重新任命和安排,一切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。特别是汤吉夫老师,因其德才兼备,又有威望,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,两年后又荣任为校长,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。至于汤吉夫老师,如何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,以开阔的视野,大胆改革,把中文系和学校继续推向前进,在国内赢得声誉的历程,因其不在此文计划之内,只能到此打住了。要想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,只能等待我院的《校史》详述了。
我是1976年3月来校工作的。我到语文组后,马上就当上了组长。就个人条件而言,我有在杨村师范当组长的背景,再就是党员的那顶红帽子,至于在德、才、能等方面,同当时组里有的老师相比,还有很多的差距,实在没有思想准备。我从天而降,当上了这个组长,这不就是赶着鸭子上架吗。“他凭什么一来就当组长、管我们呀!”难怪有的老师有这样的疑问。我在组里工作这几年,勤奋无私,舍得奉献,自认为是自己的优点。尽管如此,几年来,组里的工作,所做出的成绩,我总认为,那都是老师们的功劳,自己只是尽了应尽的心力。我没有忘记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,更没有忘记在那难忘岁月中,共同奋斗过的老师们。我的这篇文章,是回顾当年的一切,而更多的是怀念当年的老师们。
岁月不饶人啊。我和当年的老师们,如今都已到了暮年,白发尽染,齿落他乡,想到当年中文科办学的岁月,五味杂陈的感觉,还是有的。回首过去,仰望今朝,放眼未来,特别是面对蒸蒸日上的“文学院”,队伍如此壮大,事业如此辉煌,30多年后的今天,除感慨外,更望“文学院”,继续前进,不断创造新的辉煌!
蹉跎岁月,实难令人忘却;美好前景,更令人无限向往……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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